“我决定不回国了”

“我决定不回国了。”发送出这句话后，我心里长长地松了一口气。做出这个决定，并不那么容易。

从3月11日当天，收到学校的通知即将改为网络授课后，我和父母都在为回国计划做着准备。11日那天，我和父母横跨着上万公里和12小时时差的时空距离，通过时好时坏的网络信号紧张地讨论着我的去留：回国，还是不回国？回国，我的学生签证会受影响吗？下学期还能顺利回学校吗？不回国，我的安全有保障吗？如果感染，我能得到救治吗？

我们想以最快速度分析利弊，尝试让自己更加冷静地去看待，却不得不感到焦虑。作为武汉人，我的家庭真实且完整地体会到了人间的无常。之前我为身在武汉的父母担心不已，此刻来势汹汹的疫情又让身在美国的华人们陷入惶惶之中。

经过争执、安抚，再争执、又安抚，我和父母都有些疲惫。11日凌晨三点，我购买了19日华盛顿转旧金山飞北京的机票，敲定回国。我们简单的分工，父母在国内了解隔离政策和航班动态，我与学校确定课程和签证问题。

那时，同学们都在焦急等待着学校能给留学生的两难处境一个明确的答复。我想到了与我有过一面之缘的雷切尔, 她是乔治城大学留学生办公室的主管。

二月中旬，武汉正处在抗击疫情的关键期，美国确诊患者也在悄然增长，她与我们这些留学生组织的成员有过一次会面。在分管学生事务的副校长办公室里，我们围坐在一起，分享自己关于新冠病毒的想法和经历。学校对我们表达了真挚的关心，但也能看出，校方对新冠病毒不甚了解。那时美国社会还没有重视新冠病毒，学校愿意举行一次这样的对话，对我们来说已是非常珍贵和不易。

我马上决定联系雷切尔，当天就得到了回复，可以在她的办公室尽快见面。

第二天，我带着一份长长的问题清单见到了雷切尔，上面是学生会向留学生们收集的最受大家关心的问题。雷切尔逐项回答了部分问题，仍需讨论的地方，她仔细地记录到了笔记本上。我本带着审视的态度而来，却得到了她最真挚的答复。她说，“我是两个孩子的母亲，我充分理解也许对同学们而言最重要的是完成学业，但对于你们的父母来说，他们看到的是你们长远的规划，那就是你们的健康。如果我们无法完成下个学期，还有下下个学期。疫情总会过去，学校会一直帮助你。”

那一刻我内心充满感概，还有歉疚：在我对面的，是一位设身处地为我健康着想的老师，而我还未曾关心过她的健康和她的家人。

我仔细观察着她，她看起来非常疲惫。在我离开后，邮箱里还有上百封等待她处理的邮件。而我刚刚意识到，不仅是我们这些留学生，所有居住在美国的人和他们的家庭都无法置身事外，无可避免地卷入了这场全球性的灾难中。

与学校沟通解决好学业和签证问题后，更多的同学购买机票，决定回国。那几日国内对归国人员的争议很大，刷朋友圈也能看到有很多朋友是感到委屈的，其中不少是之前一起组织过募捐的同伴。虽有委屈，但更多的现实问题让我们无暇在网络上为自己辩白：大量航班被取消，昨天还能转机的国家今天就不能飞了……那时我们的对话总绕不过一句“太难了”，然后再彼此安慰。

还有许多决定留下的朋友。为了彼此的安全，我们无法见面，只能在微信道别。我玩笑道，“下次见面就是半年后了啊”，大家笑着笑着，却有些伤怀，于是匆匆说了再见。一位朋友在朋友圈写道：“谁能想到现在对话的结尾，都是互道珍重。”

15日，爸爸收到消息，说我的航班可能取消。我看着收到一半的行李箱，愣了好一会儿。我想，我可能真的回不去了。我放下手上的行李，拿起电脑开始研究自己的医疗保险。临睡前查微信，才看到妈妈给我罗列了长长的居家隔离物资。

后来爸爸告诉我，妈妈在以为我航班被取消时，忍不住哭了。

也许是从那一天开始，我的心态有了真正的转变。之前我一心回国，对其他抗疫方式本能的拒绝和排斥。此时我不得不静下心来，研究其他国家为何与我们不同。身在海外，我需要理解外国人的行事逻辑，这其中的道理是什么，风险是什么，而我能否独自承受这些风险？走或留，都没有万无一失的方案，要在短时间内理清错综复杂的局势并做出判断，磨练的是心力。

我清点了家里的防护物资和食物，带上口罩、手套和墨镜，出门去了超市。一路不断有人打量我，我都快步走过。距离上一次到超市屯货已过半月，虽然已有心理准备，但亲眼看到被扫空的货架时，冲击力依然不小。纸巾、鸡蛋和肉类都已经空了，但还好，其他货架仍能捡漏。我迅速拿上保质期长且足够管饱的食物，回到家填满了冰箱。